BETWAY必威体育日本大名与臣服于他的武士们广东新闻

  摘要:一个不为绝大多数国人所知晓的事实是,传承至今的日本民族文化恰恰是在中世时代的社会发展与变动中萌芽产生的。为了理解前近代日本的历史文化的源流所在,就不能不对从平安时代至织田、丰臣时代的的日本历史文化发展进程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中世纪的日本大名———大内家族对周防国和长门国的统治》,(美)彼得·裘得·安奈森著,王金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19.00元。

  张子平 □留学生

  对日本中世时代的研究

  概观我国国外日本研究著作的译介出版状况,到目前为止,有关日本中世时代(1185—1600年)的仍属凤毛麟角。主要原因无外乎以下两点:其一,社会大众对于科技、财经和流行时尚以外的日本固有文化大多缺乏兴趣;其二,除了“倭寇”对明代中国的侵扰和万历援朝之役之外,中日两国在这一时期的交往似乎不如七、八世纪的盛唐时期和明治维新后的近现代那样有声有色。在上述认识的背后,隐藏着国内普遍存在的对前近代日本的文化优越感和国人强烈的中国中心意识。这样的认识不独存在于普通人中间,在专业的日本研究者中亦非鲜见。可是,一个不为绝大多数国人所知晓的事实是,传承至今的日本民族文化恰恰是在中世时代的社会发展与变动中萌芽产生的。为了理解前近代日本的历史文化的源流所在,就不能不对从平安时代至织田、丰臣时代的的日本历史文化发展进程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相较于我国在日本中世研究方面的薄弱状况,二战结束以后,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日本学研究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出以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W hitneyH all)、康拉德·戴维斯·托特曼(ConradD avis Totm an)和唐纳德·金(D onkld K eene)为代表的一批知名学者。他们充分利用了二战后日本本国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通过对日本中世时代政治、经济诸领域大量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讨,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为美国的日本中世研究开创了一个兴盛的局面。此次,要向各位读者推介的“西方日本研究丛书”中的彼得·裘得·安奈森(PeterJuddA rnesen)所著的《中世纪的日本大名———大内家族对周防国和长门国的统治》一书,就是美国日本中世史研究在这一时期的成果之一。

  与过去国内翻译引进的霍尔与托特曼两人的通史著作不同,安奈森此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因而带有非常强烈的论文色彩。本书的第一章引言是原论文的导论部分,作者在此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安奈森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在日本十五、十六世纪室町战国时代控扼日本本州西部以及九州北部强有力的封建武士领主———守护大名大内氏。大内一族不仅是这一时期西日本最为强大的地方政权,还积极地参与日明勘合贸易,并与朝鲜李氏王朝保持着紧密的外交关系,在十五、十六世纪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即便在日本国内,除松冈久人等山口县本地学者之外,迄今为止对大内氏的研究,十有八九都集中在东亚国际关系以及海上贸易史的范围之内。然而本书作者安奈森却将自己的视线集中在了大内氏对其核心领地周防、长门两国(今山口县)和家臣团的统治权产生和演变的政治过程和制度背景之上。诚如他自己在前言所表述的那样,“本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在室町时期的土地所有权迅速变化中大名所起作用的研究上,以及他与臣服于他统治的武士们之间的关系”。本书正是围绕着这一问题意识展开论述的。

  学术贡献差强人意

  本书正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章主要叙述了平安末期———镰仓时代大内家族形成的历史,重点叙述其作为周防国衙在厅官吏和上级知行国主奈良东大寺的关系与冲突,揭示了大内家族领主权力的来源。第三章叙述大内氏在日本的南北朝动乱(1333—1392)和室町时代前期由一介地方小吏成长为强大的守护大名的政治进程。第四、五章是全书的重点,作者在这两个章节分专题考证了大内氏对领地、家臣团的统治及其税收政策。安奈森特别着力分析大内氏领主制在对周防国衙公田的控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此外还叙述他们和其势力范围内的地方领主,即所谓的“国人”领主之间的关系。最后一节则叙述战国时代的大内家族发展和灭亡的历史。通过以上各章的论证,安奈森在全书的末尾得出了大内家族领主权力的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法对其大部分领地行使“直接统治权”的结论。

  本书在结构上的一个特点是,在正文每章展开对具体问题的论证之前,作者都要对该章所论述时期的政治、社会和制度背景作通史性的叙述和铺陈。其目的,毋庸置疑是为了方便不熟悉日本古代、中世专业知识的读者阅读本书。另一方面,与作者的导师霍尔一样,作者在本书中所展开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和利用了日本学界在其中世史研究领域的成果。

  就作者的理论框架而言,尽管作者没有忽视大内氏领主权力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室町幕府的因素,并且在第四、五两章的论证之中,充分借鉴了田沼睦的“幕府———守护体制”论,但就全书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而言,安奈森无疑更倾向于已故一桥大学教授永原庆二著名的“大名领国制”论。其理论核心如下:室町幕府初创时期的守护为了应对南北朝内战,在幕府的支持下接收了王朝国衙机构的权限,更使管辖区域内的独立领主(“国人”领主)服从于自己(所谓的“被官化”),此即所谓守护领国的形成;当历史进入战国时代(1493—1573)以后,大名们改变了依靠室町幕府维持统治的模式,或以守护本身实行变革,或以下部势力“下克上”排除守护权力的模式,Betway必威体育app下载,实行对领地的绝对统治,即作者所谓的“直接统治权”。

  作者安奈森确实试图在理论上突破日本学者固有的理论框架,但由于缺乏对第一手史料的读解能力,所以在论证过程中,他不得不大量依赖日本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例如,为了保证历史细节叙述的完整性,作者大段引用了松冈久人的《大内义弘》和福尾猛市郎《大内义隆》两本传记的内容。而在第四章的重点考证中,则基本利用了田沼睦和小川信等人的结论。不仅如此,通史式的叙述占据了全书近一半的篇幅,而对于论证作者观点最为关键的对大内氏领国制度的考证,只限于第四章之内,不足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其他的论证则零散夹杂在历史背景的叙述和铺陈之间,这样的反差不禁让人怀疑作者驾驭这一宏大论题的能力。(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此外,作者安奈森在对日本前近代历史的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方面,也存在着概念混淆和认识偏差的问题。如他在前言中论述平安前期(八至十世纪)的政治特点时,认为存在着中央贵族对地方豪族的排挤和压制。这种看法完全是对当时政治的误读,即便是以九至十世纪时日本的基本地方行政制度———“受领”制而言,也都是委派中央中下层贵族执行的,简言之,都不过是中央贵族政治的延伸,又何来的对地方豪族的排挤呢?

  他还似乎把在平安时代后期兴起的早期武士团到战国大名领主为止的历史,看作是一个领主不断强化对领地直接统治的单线发展过程,并将江户时代的近世大名理解为这一进程的完成形态。然而,即便以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认知水平而言,安奈森对近世大名的理解也存在着相当的偏差。比方说,他将近世大名领国理解为“个人财产”,但是实际上近世大名对其藩领的典型观念是,将军是全日本所有土地的主人,自己只是将军权力的代行者。此外,他在分析大内氏领国制度时,过分强调了大名的“直接统治权”的作用,而忽视了家臣团以及领地内各阶层民众和大内氏统治的互相协调的一面。在本书中,类似这样的误解和误读还有多处。此处恕不一一指出了。

  总而言之,安奈森的这部著作充分反映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日本史学界在日本中世史研究领域上的真实水准,必威。实事求是地讲,本书在学术上的贡献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根本无法企及同时代日本学界的平均水平。

  “转语重译”造成困难

  由于本书是一本历史专业译著,翻译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我国读者对原书的理解和认识。所以,我想对本书的翻译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丛书编者的初衷是,美国作者出于向本国读者介绍外国历史文化的需要,会对书中的专业知识进行详细且客观的解释说明,从而减少中国读者在理解这些让他们同样感到陌生的内容时的难度。可是,和编者的美好愿望背道而驰的是,由于日本中世的历史进程不仅与我国迥然相异,和人们向来认为较为与之接近的西欧封建制度也有相当的不同之处,所以试图用国人较为熟悉的西欧封建制度的名词术语来表述日本前近代社会对应事物的想法,实际上却因为“转语重译”而给我国的读者在阅读上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例如earlym oden一词,这本应翻译成近世,对应日本的江户时代,而译者却将其译成了早期现代,和其原有的涵义大相径庭。此外对于原文中引用的大量历史专有名词,作者查找不到出典,就直接罗列英语的译音,给读者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不仅难以理解,更无从查找原词。如第29页的konokobeof thekediidokoro一词,应译为“检非违所兄部”。这不禁让人想到,如果直接引用日文原文的话,只需要对“兄部”一词做出注解即可。此外,如将“仁保氏”翻成“二宝氏”和将“厚东氏”翻成“古渡氏”这类人名和地名上的翻译错误更是俯拾皆是。在某种程度上,学术翻译的要求毫不逊色于原创式的学术创作,作者不仅需要有过硬的语言和文字功底,同时还应具有有关专业的深厚学养。对于翻译像本书这样,需要在三种或多种语言之间反复“转译”的学术著作,其难度和要求就更加可想而知了。(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最后,对于今后译介这一领域的日本研究著作,评者想提一点个人的建议。在日本古代、中世的研究领域中,由于史料的局限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美国学者所擅长的借助社会学、经济学理论工具的方法无从施展。现今,在美国日本学界最为知名的罗纳德·托比(R ondldT obby),其研究领域也只限于对外关系史的范畴之内。今后如果要向我国读者译介该领域的经典研究著作的话,仍应以日本学者的相关优秀成果为重点。并且,比起美国,和日本在历史和文化上渊源更深的我国学者,完全有理由在这个领域中取得比美国人更为优异的成绩。正所谓,必威app,汉家自古知瀛洲,又何必舍近求远。

  延伸阅读

  江苏人民出版社“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汽笛的声音———日本明治时代的铁路与国家》,(美)埃克森著,陈维等译,35.00元。

  《在垂死皇帝的王国———世纪末的日本》,(美)诺玛·菲尔德著,曾霞译,23.00元。

  《日本劳资关系的演变———重工业篇,1853- 1955年》,(美)安德鲁·戈登著,张锐、刘俊池译,40.00元。

  《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美)涩泽尚子著,油小丽、牟学苑译,26.00元。 (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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